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于本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建议研究制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保护性管理规定，明确将十六周岁设定为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要求平台运营者对新增用户实行强制性年龄核验，同时明确平台对低龄账户的法定义务，包括默认关闭个性化推荐、禁止夜间时段推送消息、限制私信与直播功能等。
这一建议迅速被解读为“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媒”，当然从建议内容看并没这么极端，更像是对低龄群体“区别对待”，施加更多严格的限制，把他们尽可能放到一个相对“无菌”的环境。
这一建议在网络上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这背后想必有很多焦虑的家长。尤其是近些年不少国家都出台了类似政策，比如澳大利亚已经出台全球首个类似禁令，马来西亚、新西兰、丹麦、希腊、法国、西班牙、波兰等多个国家均在考虑推出类似禁令，颇有点“环球同此凉热”的意味，想必也让支持者感到底气十足。
得承认，今天社交平台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肉眼可见。调查显示，一部分未成年人曾遭遇或参与过网络暴力，而这些行为主要发生在社交平台之上。此外，过度使用社交平台还可能诱发网络成瘾、视力下降和人际交往能力弱化等问题。
关键是，相比较通过大数据算法驱动的社交平台，任何空泛地所谓“引导未成年人走出屏幕”都会显得苍白。现实生活里能有多少“新奇”“刺激”，能比花样百出、层出不穷的“个性推荐”更有吸引力呢？这也是为什么“禁止”越来越成为一种选项，似乎只有强制力才是唯一的博弈杠杆了。
不过也要考虑，这种“一刀切”是不是最好的办法？以澳大利亚的实验为例，事实上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反思的声音。比如有很多未成年人早已有各种手段绕过禁令，有的迅速转向了不在禁令名单内的平台。而这也可能催生新的风险，比如非主流的地下平台，隐私保护、信息管理恐怕更令人堪忧。
同样无法否认，未成年人一样有社交需求，有接触信息空间的愿望。此前也有媒体报道，现在一些中小学生迷上了儿童手表中的社交功能，他们乐此不疲地加好友、冲点赞、买“靓号”卖“高粉”账号——即使严控了手机，只要需求还在，功能简单的手表都能开发出令人咋舌的“玩法”。
这或许是背后更深层的命题。如果不能引导未成年人更从容地把握信息世界，不能更好地引导平台进行信息管理，而是单纯地施加强有力的限制，可能最后只能变成粗暴的：“就是不能用，没有为什么”。这既无法得到未成年人的理解，也可能造成和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禁止异化成了目的本身，最后沦为“四处打地鼠”的反复拉锯。
实际上，于本宏委员建议并不是强制禁止，而是平台要尽责，还建议开发公益性、无算法的未成年人专属网络平台，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和家长学校培训内容等。
这些建议具体可行性几何且不论，但其背后蕴含的思路值得肯定：未成年人保护问题远非简单禁止能够解决，而是需要政策制定者以足够的耐心与责任感，探索一条兼顾保护与发展、平衡限制与引导的综合路径，让各方都真正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