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上升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是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充分彰显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最新成果。
一、何谓“放得活”与“管得好”？
“放得活”与“管得好”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从而实现国民经济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
“放得活”，就是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和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的主体是政府；“放”的依据是法律法规；“放”的主要内容是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微观主体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审批，不该管的政府坚决不管；“放”的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对所有经营主体做到一视同仁；“放”的目的是放出各类经营主体的生机和活力，放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放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
“管得好”，就是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效能，在秩序与活力中找到平衡。“管”的主体是政府；“管”的依据是法律法规，要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管”的办法是要充分考虑市场体系的复杂性，坚持从地区、行业、部门实际出发，充分调动各相关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善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兼顾，直接管理与间接调控为一体；“管”的目的是要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找到最优解。“管”是技术，更是艺术；既要管出效率，更要管出公平正义；既要管出秩序，更要管出市场预期和信心。“管”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发展固安全，以安全促发展。
“放得活”与“管得好”不是对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个别部门的特殊要求，而是对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所有部门的总要求；不是眼前一时的短期要求，而是要贯穿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始终，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放”与“管”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放不是放任自流，不是政府撒手不管，政府职能不能缺位不作为慢作为，需要制定市场规则，弥补市场缺陷，监督市场行为等；管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经营主体活动，政府职能不能越位乱作为，需要提供优质服务，打造良好发展环境。
二、为何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好”？
“放”和“管”是市场经济的永恒话题，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实践问题。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深化和理论升华。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凡是能够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国家，都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发展成效；反之，片面强调市场作用或者政府作用的国家都产生了较多负面效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条件、有能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实践的深度决定认识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党的十二大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方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这一重要要求将不断探索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优化路径推向更高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明晰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法路径。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上升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之一，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把握。可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根植于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财物产供销等实行指令性计划，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为解决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缓解商品短缺矛盾，我国推进以“放开”经营主体为重点的改革，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改革，政府逐步减少对企业生产和销售的直接计划干预，但市场监督管理的体系尚未建立，一度出现“一放就乱”问题。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推动“放活”经营主体，又加强宏观调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面对经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要求，我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明确要求和部署，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在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如，推动“放管服”改革，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大幅削减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是新时代新征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既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地释放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也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制度建设维护良好秩序，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要求既要“放”又要“管”，实现“放得活”与“管得好”的有机统一。“放得活”与“管得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找到新的抓手和新的实现形式。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未来高质量发展必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问题，都需要依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探索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得活”又“管得好”最佳路径。
三、何以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既是追求目标，也是客观的具体要求，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日臻完善。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内外都在不断探索。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市场能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资源配置，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应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弥补市场失灵，稳定经济运行。20世纪70年代“滞胀”出现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主张弱化政府干预，极端推崇市场作用。西方经济理论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反复摇摆，要么片面夸大市场作用，要么过度依赖政府干预，始终未能实现二者有机结合。总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西方都没有找到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有效路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关键在于辩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展其长、协同发力，核心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克服束缚经营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政府职能到位而不越位缺位。
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放得活”就需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迄今为止，资源配置方式有市场机制、计划机制这两种。我国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价值规律，即商品价值决定价格，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供求关系影响价格。价值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指出，“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来自价值规律所包含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经营主体在追求更多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下，需要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尊重市场规律，就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就要让市场决定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的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能够按照市场贡献获得收入，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从而要求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与市场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要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要求持续地转变政府职能，把过去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为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具体言之，就是要着力从过去政府更多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微观经营主体行为，转变为更多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统筹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投资等政策进行科学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过去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同效能、推诿扯皮，转变为更加注重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从过去习惯于行政手段转向更多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从过去更多依靠行政审批转变为部门统筹协调，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提升宏观经济效能；从过去政府单一主体管理转变为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共治；从过去单纯注重经济量的增长转变为既注重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又注重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从过去更多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协调发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