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激发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这两大时代任务，具有突出的文明意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深植于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展现出传统文明智慧与当代中国实践的耦合态势，引发了人类文明形态塑造的深刻变革，拓展了文明创造的全新版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集中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功能，印证了中华文明当代范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契合。因此，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全力构建中华文明的当代范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具有突出的文明意蕴。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范型源自文化主体性塑造，文化主体性为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意蕴提供了有益视角。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有力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继续坚守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其最根本的目标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文化思想“源自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不仅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彰显实践伟力，而且担负着构建中华文明当代范型的时代使命。
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目标指向
“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展现出传统文明智慧与当代中国实践的耦合态势，引发了人类文明形态塑造的深刻变革。
文化主体性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禀赋。文化主体性与新型文明形态二者相互嵌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展现文明演进的历史性实践样貌，根植于中国社会演进的客观进程，既承载着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任务，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国式文明叙事塑就了实践主体存续、文明形态创造、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型范式，确证人民群众作为文明创造主体的历史地位，尽显中华民族精神独立性与中华文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赋予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诠释空间，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力量与价值支撑。
文化主体性重构中华民族存续发展叙事逻辑。文化以其独有力量筑基文明延续之道。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叙事尤须突破双重矛盾挤压，不仅表现为消解文化同质化压力，还显现为供应本土文化创新动能。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中华民族重塑文化主体性，首先应承继中华文明传统基因，规避文化本质主义的思维惯性，同时，改变既往文明尤其是进化论思维主导的文明叙事框架，创建跨文化对话机制，吸纳现代文明成果并实现文明叙事范式的创新升级，防范技术理性消解文化主体功能。不断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新型文明形态引领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保障。
文化主体性重塑中华民族家国同构集体记忆。文化就是人类创造性的实践和理论的结晶，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等，跟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密切相关。文化凭借集体记忆降低了代际文明断裂的可能。文明遭遇的碎片化危机，仍待文化认同的具象化实践来化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借由强烈的文化认同提供文明选择的自主性，调适着文明形态发展方位。恰如费孝通指出，“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展现出多样化的时代价值，既表现为“修齐治平”转化为良好家风质素，又体现为家国共同体意识转接为社会发展的良序结构，更包括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转变为文化治理的当代活力。中华文明基因经由文化主体性建设，释放中华民族精神生产和文化生产创造性发展的迭变样态。
文化主体性重估中华民族伦理实践历史韧性。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助力中国历史积淀的文化韧性资源转化为现代文明秩序的活性基因，创造出道德训诫转向实践主体责任共担的机制，扭转了文明伦理价值弱化的态势。李大钊同志曾经做出预言：“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世界未来文化是东西文明的真正调和，就像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之时融汇他者文化，中华文化再度兴盛离不开走“第三新文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意味着，文化主体性既展现出内部文化的再生意义，也呈现应对外部冲击的弹性结构；既体现礼俗互嵌的伦理价值，也促进现代文明的动态耦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注入伦理规范并调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结构。
文化主体性激活文明基因创造性转化的动能。文化主体彰示实践意向，使之能动性融入社会历史辩证运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赓续赋予自身新的意义图式，以其历史连续性贯通中华文明的阶段性发展。文化主体性吸纳了中华文明基因进而使其融入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从精神生产突破历史局限性的创造性实践中实现文明自我扬弃。中华文化的内在超越，根植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的物质基础，也展陈人类文明新形态锚定人类解放总进程的强劲动能。
文化主体性供应新质文化生命体创造的条件。文化主体展现历史自觉意识，促进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现代化场域聚合中华文化资源并在其对象性重构过程中创造出新质文化生命体。海德格尔阐明：“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赓续并丰富中华文化基因库，促使文化创造性实践能够突破既有条件限制，反映出文化生命体的中华文明根底，熔铸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展现实践自觉的积极样态，尽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吁求，标注人类文明共同体伦理向度，彰显文化主体生命力及其能动性，开垦出人类文明进步历史必然性的实践空间。
文化主体性汇聚人类文明超越性发展的精神动能。作为民族精神与文明特质的核心体现，文化主体性不仅是国家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根基，更是汇聚人类文明超越性发展的强大势能。文化主体铸就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载体，塑造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及其文化禀赋。文化主体性展现实践主体创造性活动，在精神领域聚合超越性发展品貌。诚如图海纳所言：“一个不断运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真正与他种文化隔绝的。”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既能保存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独有样态，又能推动全球范围内多元文明平等对话，重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坐标系。张其学认为：“对话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不断转换，具有某种生成性。”构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有助于累积文化生产内在进步性要素，形塑全球治理新范式，在普遍交往中释放文明新质并汇聚文明势能。
文化主体性形塑中华文化的稳定性表义系统。中华文化在其漫长历史演变与外部文化冲击中始终保持内核的连续与精神的独立。作为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的文化表征，中华文化虽历经现代性浪潮的激荡，显露出某些历史局限性的面貌，但恰恰是这些挑战促使编码系统不断自我调适、重构与升华，转化为一种高度稳定的表义结构。中华文化以汉字作为文明传播的载体，借由所谓“表意”和“表音”体系衍化出伦理价值。从“仁”“义”到“礼”“智”“信”等，每一个字符都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语义与道德规范。正是通过将抽象的道统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仪式操演与日常惯习，中华文明构建出了一套具有超稳定特质的话语系统与文化秩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传统价值内核的坚定持守，更展现为“对待立义”的动态型话语系统，能够在与他者对话、与时代互动的过程中不断重构自我的意义疆界。文化主体性以其“器以藏礼”形塑具身化发展机制，使礼制精神、文化记忆通过器物、礼仪、文学、艺术等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得以活态传承与再现。
文化主体性生成中华文化的代际性诠证框架。中华文化保持自身惯性，恰恰反映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根基重构文化代际发展链条的现实可能。文化主体性在文明剧变引发的价值断裂中尤显难能可贵。构建文化主体性，有助于消解专制制度视域内“家国同构”的积弊，显现出“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发挥认同的对象物的功能”。文化主体性的接续证成，映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实践风貌，展现文明治理的历史韧性。正如杨学文所说，古人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存经验与智慧尚未过时，时至今日仍启发良多。构建并张扬文化主体性，有助于改变血缘宗法的狭隘场域，使得中华文化基因转化为实践理性的现实样态，增进文化主体亦即人民主体和实践主体普遍性构建的效能，促使文明治理的集体记忆升华为人类解放能动性要素。概括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意义，文化主体性蓄积起文明形态塑造的动力源泉。新型文明形态塑造，究其本质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延续与复归。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巩固反映了中华文明螺旋式跃迁的态势，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实现代际传递与永续发展的深厚势能。作为文明存续与创新的核心动力，文化主体性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和传统基质，更在现代性语境中提供了传统资源与当代价值相耦合的动态机制。它既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集体记忆的构建，也深嵌于社会制度架构、知识体系生产与伦理道德完善等一系列历时性实践之中，形成文明层累性积淀的宏阔历史样貌。钱穆指出：“‘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文化主体性正是这种民族、国家与文化共生关系的维系基础，蓄积起跨代际文明传递的内生势能。萧延中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知识的表达、储存和传递之方式，‘叙事’形式占有压倒性的重要位置”。以叙事为依托的知识传递机制既表现为价值观念通过教育、礼仪和日常实践中的内化与濡化，也物化于典籍、器物、建筑、艺术等具象载体之中，形成一套多维、弹性且极具韧性的文明存续系统。诚因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屡经挑战而不中断，始终保有一种开放的适应性，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不断拓展出新的意义空间，实现精神的代际接续与文明的再创造。
指导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表征为社会主义文明。诞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其实践价值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的引领与指导作用上。
实践主体功能涵摄新型文明形态的创新本貌。文明形态建构过程囊括了实践主体创造的现实条件和文明成果，延展了文明传承的历史禀赋和价值诉求。新型文明形态的反思性建构在于重构价值符号体系，而“价值符号要尽可能反映价值观内容”。实践主体创造了文明交往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确证了文明创造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统合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实践活动不仅促成“经济科技快速发展和社会格局深刻调整”，还推动“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新型文明形态锚定文化主体性塑造的价值坐标，触发了中华文明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关键一跃”的思维按钮。正如汤一介所言：“‘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文化’上的‘自觉’就不知道社会应向哪个方面发展，不能自觉地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功能映现文明进步的建构性意义，反映文明发展的矛盾性运动，凸显出中华文明跃迁的思维特质和发展路向。
文明创造活动展现社会主义文明的终极价值。中华文明重塑劳动形态并蓄积文化主体性创造的能量。由此恰恰表明，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依赖于自由自觉活动，社会主义文明包孕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是“继续推进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比过去更高的人类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创造性实践，显现中华文明转型的新质态，耦合了自由劳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关系，突破了既往文明尤其是资本逻辑操控文明样态的困窘状态，“为与时俱进地广泛吸纳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文明精华打开了广阔通途”。因此，社会主义文明积淀着变革性的文化创造要素，彰显出中华文明体用相融的实践功能。
中华文明蓄积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持久动力。生产方式的历史性革新推动文明形态迭代。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大一统”格局，内嵌着农耕文明的稳定结构，塑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风貌。封建社会晚期，伴随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兴起，中华文明展现出接纳工业文明的新样态。“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催动西方资本主义的启动，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从那时起的100多年里，中国饱尝了西方强加的经济自由化和‘门户开放’的苦果”。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创造性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生产关系彻底性变革，中华文明存续发展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历史大潮中诞生、勇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的党，也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的党”。浸润着中华文明的丰厚养分，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与现代工业文明迭代转型进而相互促进，持续释放出中华文明及其形态跃迁的创造潜能。由此足见，社会历史发展普遍性和中华文明演进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的持久创造力萌发并聚合于当代中国发展进程，内嵌为新型文明形态，这也映现着文明实践的基本样貌并保留中华文明的传统基质。
新型文明形态激活传统基因的现代转化动能。中华文明保存文化基因图谱，其代际传递过程体现出知识生产与传播介质的协同作用。循此路向，新型文明形态提升了中华文化基因存储密度与传播速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嵌于中华文明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新型文明创生及其形态化构建，展现出实践主体的创造力。文明单向度传递的稳定状态出现迭变，逐步被文化基因及其群组的开放式编码所覆盖和取代。文明推动文化基因的重组,“产生更高质量的新的文明因子”。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对象化活动，改变了文化传递的传统物质载体，赋予了传统基因动态解码的机制，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在历史性实践中获得了崭新表达样式，积聚起新型文明形态的实践动能。因此，“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贯穿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条鲜明主线”。
新型文明形态凝练社会主义文明的文化标识。新型文明形态正以系统性建构不断强化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自觉与自信，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动能。“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如何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新课题。”文明复兴和文化进步本就是中华文明革故鼎新的必然要求，基于实践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更是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深度激活中华文明“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精髓，实现了传统文脉与社会主义理念的创造性融合，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批判超越西方现代性文化中“资本主导文化生产”“个人主义至上”的理论局限，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等话语权垄断，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坐标，无疑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新型文明形态印证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效能。中华文明的对象化活动，重塑了文明创造的中国方案和实践范式，奠定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物质基础，使得“真正的共同体”超越了既往文明的“虚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式的共同实践为确立文明形态转型的范式、凝结实践合作的共识创造可能”。新型文明形态赓续中华文明并提供人类文明迭代发展的现实条件，展现出社会主义文明能够有效激发实践主体创造力的制度效能。人类文明新形态累积起突破“必然王国”限制的现实可能，策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要素变革，使得人的“活化劳动”的价值得以全面塑造。这使得资本逻辑宰制所导致的人类文明发展困境，伴随人类“交往形式的成熟”而烟消云散。
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集中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华文明的价值坐标延展出劳动创造的恒久意义，也彰显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践品格。恰如戴木才所言，以人为本“既有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文明主体的价值选择，展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诉求，引发文明形态的变革。新型文明形态以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哲学基底，以劳动实践作为文明赓续发展的关键锁钥，创造出人类文明史意义上的制度性知识生产体系，推动了文明形态的迭代演进，提供了破解现代性困境的中国方案。
构建中华文明的当代范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使命
中华文明提供了文化主体性塑造的根本依托，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显著特征即在于保持着文化主体性构建的历史根脉。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文明形态重塑的现实路径，人民群众推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乃至于人自身的生产，塑造了文明创造的实践主体。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超越与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重塑，孕育出中华文明的当代范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关键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进而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快构建中华文明的当代范型。
坚定文化自信，科学把握中华文明当代范型构建的内在动因。新型文明形态显现出中华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赓续与时代性重构。中华文明当代范型展现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社会主义文明创新性要素、传统文明伦理迭代更新等深度融合的实践品貌。故此，可从哲学根源、制度根基、价值根底，阐释中华文明当代范型构建的内在动因。
中华文明当代范型聚合新型文明形态的哲学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华文明的本体意味及其实践智慧，蕴含着天人合一、格物穷理、观象制器等实践开放性禀赋，贴合了马克思主义创造并改造内外部世界的精髓要义，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在本体论维度的共振条件。中华文明赓续创造犹如“自然代谢”融入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
中华文明当代范型展现新型文明形态的制度根底。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展现出中华文明“礼法合治”的历史禀赋，融合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要素。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及其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文明演进相适应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包括价值伦理的演化、话语体系的转变和国家体制的重新构建，是我们实现新文明跨越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华文明形塑的制度体系集中反映“大一统”国家治理传统，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匹配的复合型架构，尤其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推动传统文明资源与现代价值范型的创造性融合。新型文明形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并营建中华文明稳定范型。
中华文明当代范型维系新型文明形态的价值根基。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中华文明自我延续与更新的内在动力，并且在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渐趋展现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超越传统发展困境的新型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新型文明形态的形成并非断裂性突变，而是伴随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不断觉醒、价值理念持续重塑的历史实践而逐步实现的阶段性跨越。新型文明形态深刻彰显出人朝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向度，既承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又融汇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先进理念，最终耦合并升华为社会主义文明的精神生产机制与价值认同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地将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纳入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倡导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文明进步，肯定人的主体性价值及其历史创造。中华文明价值本体及其实践智慧，涵摄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等主体性价值观念，彰显出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包容性价值品质。新型文明形态融聚其精髓要义并使之熔铸于人类前途命运，不仅在理念追求上融聚了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更在制度、技术和日常生活层面逐步熔铸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发展新答案，为全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追求更加公平与和谐的文明秩序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中华文明当代范型构建的生动实践。物质生产方式促进文明基因转化并塑造新质文化生命体。新型文明形态物质基础奠定于社会主义，打开了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实践通道。中华文明凭借社会主义制度重塑文明形态，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文明形态塑造新方向。故此，可从物质基础、内生动力、范式革新，释证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耦合发展的本原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中华文明转型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建构起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形态，蕴含着人类文明形态以及文明进步方向。社会主义奠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不同实现形式，以此确立社会化大生产的制度根基，提供了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现实条件和文明要素。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坚持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的统一”。譬如，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促进自然经济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化，使得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生产要素的集约化配置，创造出财富积累的新规范与社会分配的新形态。
社会主义制度激活中华文明发展的内生动力。文明形成发展于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并且依靠社会制度环境聚合支撑文明进步的实践主体力量及其能动性要素。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系统性势能，锻造出中华文明赓续的物质载体，激活了传统文明基因。方克立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根植于公有制经济基础，中华文明的“家国同构”伦理转化为人民群众的集体行动逻辑；塑形于新型政党制度，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与民主集中制深度耦合；奠基于文化建设，中华文明“经世致用”传统转化为历史创造的合力。同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明积淀，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其形成、完善、塑形中以启发和营养”，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互嵌机制并促进文明范式跃迁。因此，中华文明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支撑点，构建起自身发展进步的动力系统。中华文明当代范型反映了历史合力作用聚合的质态。文明进步过程聚合了民族国家、地缘地理、区域文化等复杂因素，形成包容性与适应力相互协同的发展范式。中华文明表现为“既济”的发展样态，彰显出“未济”的进步意味。中华文明蓄积起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从碰撞走向融合的历程，激发了长江、黄河、珠江等江河流域经济为主的商贸活力并延展出海洋文明价值意蕴。中华文明经由历史合力作用持续整合区域差异并聚拢文化特质。臧峰宇认为：“历史的合力将中国人的梦想汇合为实践的平行四边形，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民族的愿景。”文明样态的历史性创造，恰恰证明中华文明内嵌着生活世界的实践智慧，展现出中国人塑造的本体论意蕴以及“日用而不觉”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中华文明对话的范式革新。文明对话体现人类交往的内在要求并且促进人类文明互动的制度化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拓展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场域，渐进式改变着不同文明对抗性话语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思想空间与实践样态，实现了文明发展从资本的对抗性逻辑向建设性逻辑的转变。”譬如中华民族秉持的“和而不同”文明观，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相互融合，逐步跃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行动，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繁荣的精神支柱，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正因制度供应与文明对话的双向建构，中华文明拓展平等对话空间，统合全球治理范式，开辟出多元文明共生的现实路径。同时，中华文明当代范型突破了交往理性二元对立的困境。交往方式创造文明样态，人类文明以交往的普遍性作为前提并反映社会关系建构的状态和水平。中华文明正是凭借对象性活动重塑了实践主体及其创造力。钟明华等认为：“只有回归于马克思的实践主体生存论，才能使这种时代把脉和理论自觉趋向于合理性。”资本主义文明深陷现代性困境的根源在于，抽象理性主义及其实践的历史局限性。回到现实的人和共同活动本身，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摆脱二元对立困境。汤因比认为，基于社会和经济的全新战略选择，中国共产党“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中华文明弥合主客体二元对立，促使交往方式上升为社会存在本体，使得文明进步超越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掣肘，扬弃资本逻辑和物化认知的弊端。在此意义上，中华文化范型渐趋展现出新型文明形态的全新面貌。
概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当代范型。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社会主义表征并重塑着人类文明形态，展现出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物质生产与精神交往样态。社会主义文明不仅超越了既往文明形态的历史性结构，而且彰显出中华文明赓续的价值禀赋和实践智慧。
【作者分别系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秘书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级编辑（二级）、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