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载体，五年规划伴随新中国发展历程不断演进，既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施工图”，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从计划经济时期奠基独立工业体系，到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探索改革适配，再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聚焦结构优化，五年规划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新时代五年规划实现全方位创新，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十五五”谋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节点，总结历史经验、锚定重点任务，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五年计划（规划）的发展历程
从“一五”到“十二五”，五年计划（规划）始终立足不同阶段国情，在实践中破解发展难题、积累治理经验，既推动了国家综合国力跃升，也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坚实力量，更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五”至“五五”计划时期，新中国以五年计划为抓手开启工业化建设，核心目标是建立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3年启动的“一五”计划，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在夯实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同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绝大多数指标大幅超额完成，不仅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更为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筑牢根基，“解放”牌汽车下线、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等标志性成就载入史册。“二五”计划开局后，因急躁情绪出现指标脱离实际的情况，但1961—1965年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恢复平衡，其间万吨水压机研制成功等突破持续夯实工业根基。1966年开启的“三五”计划，因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而聚焦三线建设，将投资重点向中西部重工业与国防工业倾斜，但其间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最终在1969—1970年集中发力才基本完成目标，攀枝花钢铁厂投产、“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等成就见证了这一时期国防与工业实力的跃升。在战备条件下开始的“四五”计划，指标再度层层加码，叠加林彪集团的干扰，导致经济效益滑坡。其间虽经1972—1973年周恩来主持调整、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实现经济回升，但政治形势的波动一再冲击国民经济，以至于“五五”计划未能正式出台。纵观计划经济时期，五年计划在曲折探索中前行，指引中国建成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也在平衡积累与消费、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留下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六五”至“九五”计划时期，五年计划锚定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核心方向，在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中开创发展新路径，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供了坚实支撑。1979年中央确立“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破解此前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失衡等突出问题，“六五”计划在此科学部署下，首次明确经济战略从“以数量为中心”转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并将经济体制改革上升为提升效益、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通过深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城市国企改革试点等举措，激活了经营主体活力，推动工农业比例显著改善，粮食产量稳步提升、轻工业产品供给日趋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七五”计划进一步深化改革探索，提出改革优先、总量平衡、效益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等11条重要原则，不仅突破以往计划单纯注重数量指标的局限，更构建起包含生产建设、科教文卫、体制改革、民生保障的完整目标体系，计划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实现重大跃升。“八五”时期，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阶段性过热，中央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整顿财政金融秩序、清理违规项目、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等精准举措，成功推动经济“软着陆”，更实现国民经济供求关系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商品供给日益充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增强。“九五”计划立足新阶段特征，明确“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为经济体制彻底转型与增长方式从粗放向集约优化指明方向，即便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仍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内需等举措稳住发展大局，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彰显了我国经济的韧性与调控能力。当然，转轨过程中也面临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协同衔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消费需求持续激发等方面的挑战。
“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五年规划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这一时期，我国立足“买方市场”特征，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线推动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与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从“十五”计划聚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到“十一五”规划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结构优化，再到“十二五”规划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调统筹协调，五年规划始终紧扣时代需求，构建起以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的增长引擎。“十五”时期，2001年加入WTO打开国际市场空间，出口规模年均增速超20%，带动制造业加速升级，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2002年国有土地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实施，为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优化招商引资环境提供了支撑，2003—2007年经济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GDP总量突破30万亿元大关。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带来规模扩张，更转化为民生福祉的显著提升，通过税费增长支撑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重大举措，近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迅速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通过加大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完善社会保障与就业扶持政策，不仅抵御了外部风险，更推动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2010年成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一时期，我国在高速铁路网建设、特高压输电技术、载人航天工程、互联网产业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积累了雄厚物质基础与技术储备。同时，发展中也面临内需结构优化、生态环境保护、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等课题。
从“一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的实践，引领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奠基与体制转型，实现了经济规模与民生福祉的提升，并探索出契合国情的发展思路。虽然过程中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但所积累的物质基础与治理经验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厚实根基。
新时代五年规划的实践创新与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五年规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科学指引下，实现了从规划理念到实施路径、从发展动能到治理方式的全方位突破，不仅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更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展现出强大实践效能，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指南针”和“施工图”。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时，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一理念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发展中“重速度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的倾向，为“十三五”规划编制确立了核心遵循。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将新发展理念与具体改革举措深度融合。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将“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写入总则，明确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标志着新时代五年规划正式进入“理念先行、质量优先”的全新发展阶段。
“十三五”时期，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复杂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见效。在去产能方面，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1.7亿吨和10亿吨，关停水泥产能3亿吨、平板玻璃1.5亿重量箱，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空间；去库存方面，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从2015年年底的7.18亿平方米降至2020年年底的4.98亿平方米，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趋于合理；去杠杆方面，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金融风险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降成本方面，累计为经营主体减负超过7.6万亿元，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压力；补短板方面，民生保障水平显著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为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在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重推动下，“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70万亿元增加到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显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再创历史新高。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制造强国战略深入实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0.3%、8.4%、9.5%。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15年的2.07%提升至2020年的2.4%，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2%，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3.4%。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21966元增至2020年的32189元，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十四五”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重构，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成为“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核心战略导向。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形成了“理念—格局—路径”相互支撑的规划体系。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痛点。在生产环节，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延伸。在分配环节，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2020年的0.468降至2024年的0.465，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20年的2.56降至2024年的2.34。在流通环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2025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降至14%，较2020年下降0.7个百分点，流通效率持续提升。在消费环节，出台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推动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升级，发展新型消费，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2021年版的31条减至29条，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十四五”时期，我国已成为157个国家和地区前三大贸易伙伴；2024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22.07万亿元，占我国进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更好利用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十四五”规划实施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的科学判断，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为“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成为规划实施的重大突破点。“十四五”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研发经费投入屡创新高，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2025年，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跃升至第10位，比2020年上升4位，在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地位，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列全球第一。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加快，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国产大飞机C919开启商业飞行，嫦娥六号完成月背采样，天宫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国防科技取得一系列震撼世界的成就，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通信、高端芯片等前沿领域创新硕果累累，我国正从全球制造中心大步迈向全球创新中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更加巩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十四五”时期，我国在规划实施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外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对我国外贸外资产生一定影响；国内经济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风险隐患；科技创新能力仍需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开放制度创新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仍需加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不减。但总体来看，“十四五”规划实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充分彰显，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稳步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为“十五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年规划制度的历史经验与“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重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五年规划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自1953年“一五”计划启动以来，这一制度历经计划经济时期的奠基探索、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改革适配、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结构优化，再到新时代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质量跃升，不仅推动中国从落后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首要核心经验是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规划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从“一五”计划依托苏联援助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基础，到“十三五”规划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十四五”规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每一个关键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党中央科学研判国情世情、统筹战略全局的结果，彰显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是确保五年规划始终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回应人民群众需求的根本保证，必须一以贯之坚持并不断完善。
第二条重要经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让规划目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一五”计划之所以能超额完成，关键在于其指标设定立足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聚焦156项重点工程等务实任务，既避免了好高骛远，又确保了资源集中投向关键领域；而“大跃进”时期的教训则警示我们，要避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进入新时代，“十三五”规划将脱贫攻坚作为硬任务，“十四五”规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题，均是基于不同阶段发展特征的科学决策。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是规划具备可操作性、能够落地见效的前提，也是确保发展不偏航、不走样的关键。
第三条经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计划经济时期曾存在“重积累轻消费”倾向，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改革开放后，“六五”计划首次将改善民生纳入重点任务，“十三五”规划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十四五”规划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转变深刻印证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价值取向。只有始终将民生需求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谋划发展，才能凝聚最广泛的发展合力，确保规划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
第四条经验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让规划体制机制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性计划，到转轨时期“六五”计划引入市场机制、“九五”计划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再到新时代“十三五”规划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十四五”规划构建新发展格局，规划的内涵与外延始终随改革深化而拓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规划从“经济发展”单维度转向“经济社会生态”多维度，从“数量增长”导向转向“质量效益”导向，正是改革创新赋予了规划制度持久生命力。可以说，每一次规划理念的更新、实施路径的优化，都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主动回应，也是推动规划制度持续焕发生机的动力源泉。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五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必须立足历史经验、聚焦突出问题，在以下重点领域发力突破。
第一，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体系升级。当前，我国制造业规模虽居全球第一，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仍需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十五五”时期须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保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占比，集中力量突破芯片、高端数控机床、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等领域核心技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培育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绿色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和增强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
第二，深化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我国内需潜力巨大，但居民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意愿偏弱仍是短板。“十五五”时期须完善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机制，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覆盖面，减轻居民在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的支出压力，增强居民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此外，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优化流通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让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第三，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仍较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破解。“十五五”时期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同时，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配套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支持力度，通过产业转移、要素流动、对口协作等方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生态环境质量虽然总体改善，但单位GDP能耗较发达国家仍有差距，碳达峰碳中和任务依然艰巨。“十五五”时期须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扩大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规模，推动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加强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生态治理，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第五，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我国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十五五”时期须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市场准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同时，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拓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健康卫生等新领域合作，提升合作质量和效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在开放中增强发展动能、拓展发展空间。
第六，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面临的科技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十五五”时期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同时，加强粮食、能源等战略物资储备，完善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此外，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生教研室主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